② “城市病”并非不可治理，應盡早由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型
廖嘉明住在深圳市羅湖區東門北路，幾乎每天她都能看到深圳市人民醫院門口排隊掛號的焦急的人群。“有的人天不亮就來排隊，一開始不理解，自己看了幾次病就理解了。” 廖嘉明告訴記者，今年7月份她去看牙，前后跑了兩趟才掛上號，前不久去治感冒，掛上號了還等了三個多小時才輪到自己就診。據了解，由于大批外來人員涌入深圳，深圳市的醫療資源嚴重不足。按2008年底深圳市實際管理人口1269萬計算，該市每千人擁有床位數1.66張，低于全國同期3.20張的水平，每千人口執業(助理)醫師1.64人，僅與全國平均水平(1.62人)持平，這兩項指標都排在全國副省級城市的最末位。
北京宣武區香爐營的杜奶奶最近正在為修拉鏈郁悶。原來前幾天杜奶奶夾克上的拉鏈壞了，可找了一圈，附近商場的裁縫都只給自家賣的褲子改褲腳，誰也不接這種小活。 “周圍大商場一個挨一個，怎么就找不見換拉鏈的地方呢？”最后經過鄰居指點，杜奶奶搭了三站公交才找到一個換拉鏈的小商店。“換一條拉鏈要20元錢，這要在老家，街邊的裁縫店只收2元錢。”杜奶奶很郁悶。
相對于其他地區，特大城市的基礎設施條件已經很優越，為什么反倒會出現這么多不方便呢？
張文忠認為，一方面，是因為城市人口的過快增加消化了基礎設施發展的效果，公共交通就是最明顯的例子。據測算，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十一五”期間北京軌道交通運營里程增長了一倍，客運量卻翻了兩番。另一方面，城市基礎設施配置不合理、管理不科學導致利用率不高。比如，北京的汽車保有量低于紐約、東京，但堵車現象卻比它們嚴重得多。“在服務設施方面，大城市也不能只有大超市、大商場，城市是一個多階層群體共同維護的系統，城市規劃應當考慮不同群體的生活需求，尤其要考慮低收入、弱勢群體的生活需求，保障其生活空間和生活條件。”張文忠強調。
廖嘉明、杜奶奶的感受，表明了廣大市民對城市基礎設施便利度和舒適度的迫切要求。這正是宜居城市的重要指標之一。“‘城市病’并非不可治理。隨著城市居民對宜居期望的增高，城市發展應當由規模擴張向質量提升轉型。”羅亞蒙說。
羅亞蒙主張，國家應當控制特大城市規模惡性膨脹。他說，即便按7億人居住在城市、人均100平方米標準估算，城市用地也只需要7萬平方公里。而目前我國城市建設規劃用地和開發區規劃用地已經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即便不再新增城市建設用地，只要盤活現有土地，優化利用，也能滿足未來城市化的需要。
值得欣慰的是，有關部門已經開始在提升城市化質量方面邁開腳步。11月20日，根據北京市規劃委在“首都第十七屆建筑設計方案匯報展”上的展示，地鐵6號線和10號線將在呼家樓站實現“平層換乘”，CBD核心區一期近10棟高層建筑將采用空中連廊串聯，并共享地下車庫。“希望地鐵的路線和換乘設計能不斷改進，也希望地面堵車現象有所緩解，讓市民出行不再受‘堵’。”在北京打工的湖北姑娘石麗珠長期以來飽受“換乘之苦”,她對此非常期盼。
③ 改變城市發展“指揮棒”，專家建議，不妨設置“嬰兒車指數”
什么樣的城市算宜居？2007年，由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等單位牽頭完成的《宜居城市科學評價指標體系研究》通過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學技術司驗收。根據該標準，可從社會文明度、經濟富裕度、環境優美度、資源承載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和綜合評價七大項來評價一個城市的宜居程度，綜合宜居指數在80以上，就可稱之為“宜居城市”。
“這個標準只是導向性的科學評價標準，不是強制性的行政技術標準，因此，對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尚不具備約束力。”該課題研究的負責人羅亞蒙對記者說。他認為，由于缺乏此類城市化質量評價標準的約束，“當前在我國的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領域，理想和現實最大的矛盾就是資源承載力與‘唯GDP論’的沖突。”他介紹，長期以來，GDP是我國評價考核城市發展的重要指標，也是考核城市管理者工作成績的重要指標，“唯GDP論”直接導致城市發展走上規模擴張之路。
常年關注區域經濟地理發展的張文忠教授認為，科學合理的規劃是城市管理的基礎和關鍵。他介紹，總結國際許多特大型城市規劃管理的經驗和教訓，城市規劃應當完善周邊區域功能，盡量減少職住分離現象，減少“鐘擺式”通勤；城市規劃應當疏散主城區功能，盡量減少人流、物流在中心城區的高度集中；應當按照人口比例等合理配置公共資源，促進高品質公共資源的均衡配置。“要把城市作為一個系統來管理。不能頭痛醫頭，就事論事，要通盤考慮城市發展、功能布局。”張文忠說。
目前，一種城市綜合管理新模式，正在一些城市興起。在廣州附近的清遠市，新成立的城市綜合管理局承擔了過去園林綠化、環境衛生、城市照明、城市橋梁、城市道路及其配套設施、市容市貌綜合管理和城市監察等多個部門的職能，城市管理重心前移，在城市規劃、行政許可、社會教育等環節化解矛盾。
“城市規劃缺乏嚴肅性和穩定性，許多城市往往是一任領導一個規劃，也是導致城市管理混亂、‘城市病’加劇的原因之一。”張文忠認為。他主張，我國有明確的“城鄉規劃法”，必須強化它的法律嚴肅性，不能隨著領導的更換，而改變規劃；規劃的出臺也要吸收公眾參與，廣泛征求各方和各階層的意見。
區域不平等的文化基因對“城市病”的形成也發揮著一定作用，羅亞蒙分析道。劉文波這個在北京工作的外地青年的經歷印證了他的觀點。“每次回家，親戚朋友都把你當做貴賓，父母也覺得很有面子，大家不是因為你掙了多少錢，只是認為能混到北京就很了不起。”劉文波說，“與在老家焦作工作的同學相比，我的房子比他小、房貸比他貴、工作壓力比他大，但大家就是認為在北京比在焦作好。”“這種心態就是區域不平等的文化在作祟。”羅亞蒙分析說，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特大城市人口不斷膨脹。
羅亞蒙認為，要防治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實際上就是要解決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因此，宣傳區域平等的理念，盡可能避免區域不平等理念在法律、法規以及區域發展規劃的制定中作祟，對于防治“城市病”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剛剛結束的上海世博會上，許多專家探討了城市宜居的問題。其中，上海市建交委副主任沈曉蘇的一個看法格外引人關注，他認為宜居城市應該是一個“嬰兒車能在街頭任意出現”的城市。因為，嬰兒車能不能上街，其后邊包括相關設施是否無障礙、道路是否暢通無阻、空氣是否足夠清新、市民是否有休閑的時間和空間。
中國的城市還在不斷長大，長大了的城市街頭是不是能有市民悠閑地推著嬰兒車？熱愛城市的人們在期盼。(記者 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