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復40年，中國大學教育逐漸走向“普及化”。2016年，中國高考的錄取率已超過80%，且據教育部方面確認，2017年的錄取率將不會降低。

　　中國學界已有共識，高考不僅具有為高校選拔人才的功能，也是一項調節社會階層流動的機制。但近年來，屢有聲音指出，通過高考實現階層流動的機會通道在逐漸收窄。隨著1999年中國大學大幅擴招，對此項功能的討論越發集中于升入重點大學或接受優質高等教育機會的分配。

　　中國精英大學北京大學錄取農村學生的比例或可佐證。多項數據顯示，恢復高考40年的前20年，北京大學農村生源比例可達20%以上，但在后20年，這一數字一度跌至10%左右。

　　根據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云杉等人的研究統計，北京大學新生檔案信息顯示，從1978到1998年，家庭出身為農民的北大學生比例在20%-40%之間，尤其是上世紀80年代，該數字高于30%;而居住地在農村的學生比例除個別年份外集中在20%-30%之間，80年代中后期比例較高。

　　但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上述兩份數據均有下降。到了2000至2005年間，北大農村戶籍新生的比例下降至10%-15%間。與此相對，在北大新生中，家庭為干部出身的比例在90年代后穩定在50%以上，1998年達到69.4%的峰值。

　　劉云杉指出，以2006年農村戶口達9.49億的數字來看，“15%上下農村戶籍的北大新生比例頗低”。

　　2006年1月，國家教育科學“十五”規劃“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課題組對北京大學的生源調查也披露，1999年該校農村學生比例為16.3%，比1991年減少2.5個百分點。

　　北京大學在2013年首次公布農村新生比例，數據顯示，在2011年以前，該校農村新生比例僅在10%左右。

　　寒門出貴子愈難，農村學生上重點大學比例下降是否原因之一?相關討論頻現。在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多位學者意見各一。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教授劉海峰認為，相比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即使是城市中產階級家庭，如今高考改變命運的功能都不如過去，但“農村孩子如果考上985類的大學，出路總體而言是不錯的，對促進階層流動還是比較明顯”。

　　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講師田方萌認為，對于階層流動，“知識改變命運只是一個因素，只是效果沒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么突出了”。高考仍然具有促進社會流動的作用。只是大學畢業后各行各業的流動，取決于知識之外的很多因素，比如人際溝通的能力。”

　　也有學者認同社會分層理論，指在高考恢復40年間，競爭、選拔、擇優、促進并固化社會分層也是中國大學教育的重要功能。

　　此外，中國教育機會的城鄉不平等，并非主要存在于升入大學這一階段，而更應歸因于其下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階段。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即指出，農村學生難上好大學，根源在于中國城鄉和區域差異過大。

　　建國后寒門子弟進重點大學增勢明顯

　　在多位學者眼里，高考恢復40年間，高考改變寒門子弟命運效果最突出的時間集中在1977年至1999年中國大學擴招前。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在公開采訪時指出，1977年恢復高考，通過制度化的吸納機制，“啟動了社會階層流動的開放性”，極大消解了當時因普遍看不到“出路”而蓄勢待發的中國社會的緊張狀態。

　　田方萌則認為，改革開放后中國向上流動的渠道更廣泛，“不光是高考，也因為中國教育的普及”。自1986年的《義務教育法》確立普及義務教育制度后，中國通過近30年的時間全面普及了義務教育。至2017年，中國又提出“到2020年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的目標。

　　而根據學者梁晨、李中清在影響廣泛的《無聲的革命》一書中的論斷，以北京大學為代表的中國精英大學中工農子弟人數不斷增加的趨勢始于1949年建國后。

　　在1949年前，精英大學的名額基本被社會中上層家庭子女壟斷。主流學界亦有觀點，此前的科舉制中，絕大多數科舉成功者多集中來自少數有條件的地方家族，且多集中于江南地區，“由科舉所引起的社會流動，只在極為有限的階層和人口中發生”。

　　由于基礎教育的推廣、統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點中學的設置等制度的共同推動，“1949年，中國高等精英教育生源開始多樣化”。梁晨等人將此形容為一場“無聲的革命”。

　　通過統計1949年到2002年間北京大學新生學籍卡信息，梁晨等人發現，1949年后，北大工農等社會較低階層子女逐漸在占據相當比重，這一比重一直保持至20世紀末。北大學生父親是工農的總體比例，自1981年來到2002年，一直維持在30%—40%。其中，農村學生的比例， 在1980—1999年間，至少保持在10%以上。

　　更詳盡的研究數據披露，1990年，北大農村學生比例為17.7%，全國農村居民比例為 73.77%;1999年全國農村居民比例下降到 63.91%，北大農村學生比例為12%。梁晨等人認為，直到本世紀初，這一比例在當時城鎮化進程推進，全國農村人口不斷降低，且中國社會階層間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背景下，并沒有出現大幅度下降。

　　梁晨等人認為，此局面有益于中國社會的階層流動，“精英教育不僅決定學生個人的命運走向，也基本決定了從地方到中央，各級各類干部和專業技術人員等社會精英的構成與來源”。

　　重點中學生源來源多樣化是起點

　　梁晨等人還發現，從1949年到2002年間，北京大學的來源中學集中特征明顯， “在經歷了高考恢復初期的急遽上升之后，北大每年來源中學數量基本保持在1000所左右”。

　　但這一數字只占全國普通高中及完全中學數量的不到8%，且這些中學絕大部分都是教育行政部門評定的重點中學。梁晨等人根據數據推測，1949年到2002年間，各種形式的重點中學學生，可占全部北大本科學生(除去“文革”時期)的90%以上。

　　而提供北大生源的普通中學，其地理分布也主要集中在北京，“因為北大在北京投放的名額比例很高;同時，北京的中學師資相對較好，普通中學也能培養出少數高考高分學生”。

　　梁晨等人因此得出結論，很大程度上，學生要上重點中學，才有機會進入北大這樣的精英大學。北大生源數據顯示，來自海南、貴州等省的學生集中在極少數位于城市的重點中學，其中來自海南的北大學生中，70%來自同一所重點中學。

　　“中國高等教育界的無聲革命，起點在基礎教育。”梁晨等人提出觀點，擴展重點中學招收不同階層學生的比例，才能保證中國的精英大學生源多樣。

　　在發表于本世紀初的研究中，梁晨等人發現，當時中國的中學教育能保持生源多樣性，重要的原因在于形成了一套教學制度與方法，“使得一部分家庭文化資源相對薄弱的工農子女能夠和干部、專業技術人員子女一樣，贏得高考”。

　　而這套教學方法以“住校制度”與“強化訓練”為突出特點，雖然存在應試教育的弊端，但強調 “勤勞”和 “投入”的學習方法“確實最大化地彌補了城鄉學生之間、不同家庭背景學生之間因出生環境不同而導致的命運差別”。梁晨等人認為，此法使中國大學的生源多樣性得以產生和延續，“他們首先能在優質的中學保持相當比例”。

　　劉云杉也在本世紀初的研究中闡述觀點，這種學習方法用嚴厲甚至苛刻的制度進行“時間控制與空間控制”，為來自農村的學生進入重點高校鋪就了一條相對寬敞的道路。

　　寒門子弟提前出局

　　進入新世紀后，梁晨、劉云杉等人所言的上述學習方法仍在發揮效力，但農家子弟借此在高考競爭中取勝的通道卻在逐漸收窄。

　　根據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黃曉婷等人的研究，從2005年至2009年，北大錄取的生源中，來自84所“超級中學”的比例約由35%提高到44%;但在這些“超級中學”的北大錄取者中，農村學生的占比，僅為一般中學的八分之一。

　　優秀師資、生源從經濟欠發達地區向大城市、省會等流動是重要原因。曾經聲噪一時的湖北縣級中學黃岡中學走下神壇可做例證。因為省會城市武漢的幾所“超級中學”開出免學費、免住宿費等條件聚累生源，并吸引優秀師資，黃岡中學在高考競爭中漸現頹勢。有媒體報道指，1999年后，黃岡中學再未出過高考省狀元，2007年后也沒有學生拿過國際奧賽獎牌。

　　上述黃婷婷等人的實證研究論證了“超級中學”造成了城鄉教育“不公平化”。其以河北“超級中學”衡水中學為例，“假設在河北省沒有’超級中學’的情況下，(北大的)80人生源，可能會比較均衡地來自各個地方，如邢臺、秦皇島等縣城中學，都會有學生考入。”但因為衡水中學的存在，北大給河北的80人名額，將大幅集中于石家莊、衡水等“超級中學”所在地，“其他地區中學的考生考入北大，將成為小概率事件”。

　　上述研究指出：“這很可能會使大部分地區的教師喪失工作的成就感，大部分中學的學生剛剛進入高一，就可以清晰地預見自己進入好學校的希望渺茫。”

　　此前，一位2014年從衡水中學畢業的河北本地學生在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也表示，公共討論中將抨擊衡水中學教育模式形同于否定寒門子弟應試苦學的階層上升渠道，其中或存在誤解，“(輿論)把’河北考生’和’農家子弟’這兩個概念混淆了，直接認為河北人就是農家子弟”，“(但)我們班當時110多個人，基本沒有農村來的”。

　　另據一位畢業于河北某縣城高中的學生向財新記者透露，河北很多縣都在中考后將高分者“隱藏”起來，不向考生公布成績，避免衡水中學來“掐尖”，“除非縣里有權的家庭找關系查看分數”。

　　主流學界已形成觀點，初中升高中階段被已成為農村學生升學的重要篩選關口。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春玲認為，由于農村地區的師資水平、教育設施等條件太差，學生在小學和中學的升學競爭中提前出局，最終失去上大學的機會。她的一份研究數據顯示，接受了初中教育的“80后”群體，有接近半數中止受教育歷程，其中就有89.8%來自農村，66.7%出生于農民家庭。

　　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羅斯高(Scott Rozelle)等人在2016年2月發表于《中國改革》的研究報告也顯示，在來自中國四省近25000名農村中學生中，超過一半(51.2%-53.5%)的貧困農村地區學生沒有上高中(普通高中或中職)。

　　多位中國學者在研究中提出，中國高等教育的機會不均等，是基礎教育和中等教育階段不平等的延續，“是一種劣勢的持續累積”。優勢階層由于家庭資源和社會關系更優，可使孩子從基礎教育階段就占據優勢，如替孩子選擇重點學校等。

　　“自經濟改革以來，重點學校制度使中國的學校教育系統的分層化不斷增強。”李春玲認為，考試篩選制度(中考和高考)越來越嚴格，其后果是增強了不同階層和城鄉之間的教育不平等。

　　“一些研究表明農村孩子升入高中后，能上大學的機率跟城里人差不多。”田方萌表示。

　　家庭經濟文化資本作用凸顯

　　梁晨等人此前提出理論假設，雖然學界習慣按照家庭擁有資源的多寡來解釋子女的教育成就，但特定社會的制度與文化習慣有可能打破簡單的代際傳遞，中國的制度被他們看好，“一個大特色是部分打斷了代際優勢傳遞，使精英化教育也能實現多樣性的人才培養”。

　　“在中國社會，最突出的高等教育機會不平等是城鄉之間的不平等。”但李春玲在研究中提出論斷，中國社會在經歷了大約20年的社會階層結構的劇烈變遷后，自1999年大學擴招以來，“社會階層結構處于強化階段”。其中，中國社會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了嚴重的城鄉教育機會不公平。

　　“此外，中國的社會分層的地位等級進一步分化，中上階層和優勢地位群體有更強烈的追求高等教育機會的愿望。”李春玲表示。

　　近年已有不少研究指出，進入新世紀后，家庭的教育投入和經濟文化資本對于孩子能否升入重點大學越發重要。如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吳愈曉使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2008》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后發現，1999-2008年間，農村學生“升高中的幾率比城鎮學生降低了70%”。

　　北京大學教育學博士楊中超則在研究中發現，自1999年開始的大學擴招雖然使中國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飆升，但中國不同社會階層的代際流動并未因此發生顯著改善，“社會上層依然是高教規模擴張的主要受益者”。

　　“在家庭背景中，父親的受教育年限越長，子女避免墜入高中以下學歷的機會比率(與高中學歷相比)越高”。楊中超認為，這種優勢在高等教育擴招之后變得日趨明顯。

　　同時，大學擴招后，家庭成為高等教育成本的分擔主體;此外，大學生畢業后不再分配工作、需要自主擇業，也抬高了高等教育的受教成本，降低了預期收益。這些因素，都影響了弱勢階層是否要接受高等教育的決策。

　　楊中超發現，在高等教育擴招后，社會上層的代際繼承性在增加，社會下層的代際絕對流動機會，也有所增加。但并沒有充足證據表明高等教育擴招，顯著改善了代際相對流動，“社會階層不平等狀況依然持續”。

　　李強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援引2012年清華大學做的一項全國大學生調查數據：在當時所有高校學生中，農村戶籍學生占52.8%，與中國農村戶籍人口約占全國人口的64%的數字比照，可算出農村戶籍人口上大學的比率約為0.8，而城市戶籍人口上大學的比率約為1.3。李強認為，在整個高等教育中還是城市戶籍學生更占優勢，而若再觀察“985”、“211”等重點高校，“農村戶籍學生的比例就更少了”。

　　梁晨等人在2003年即提出擔憂，在21世紀初，不少重點中學出于經濟利益等考慮，收取相當數量的贊助費和擇校費，“無疑會對大學生源的多樣性造成一定影響”。

　　這一趨勢或將進一步加強。以“超級中學”衡水中學的擴張為例，其在浙江平湖開設的分校一年學費高達3.5萬元，多位平湖當地居民在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表示，這個標準遠超當地普通家庭的財力，但平湖周邊城市甚至來自上海的財力較豐的家庭的擇校熱情并未因此而抑制。

　　“高考可能是當下中國最為公平的體制安排，最為公正的機會渠道，但也逐漸展露出其不平等性”，許章潤認為，這種“不平等”主要表現為機會差等、分配欠公，例如城鄉分治的體制。

　　針對寒門子弟的補償分配有效嗎?

　　根據北大公布的數據，在其2013年錄取的3145名新生中，農村生源比例為14.2%，該數字在2012年的基礎上提高了1.7個百分點。

　　這一數字的攀升歸功于中國于2012年開始實行貧困生專項招生計劃。包括北大等中國精英大學每年都需拿出單獨招生比例面向貧困地區農村學生招生，按照規定，這一比例不應少于一校招生規模的2%。中國的決策視野也將探索保障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的長效機制列為保障教育公平的力舉。

　　在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看來，“通過專項計劃保障農村學生上重點大學”，是從結果入手來解決教育公平，雖然有積極意義，但“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陳志文認為，農村學生越來越難上好大學，“實際上是社會階層固化的反映”。而這一問題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普遍存在。他介紹，在美國、英國，哈佛、牛津、劍橋等頂尖高校，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占比也非常低。

　　而中國近年來已通過各種政策大幅降低了地區之間錄取率的差距，“已經很不容易了”，但這只是“量”上的，下一步要注重如何解決“質”的差距。

　　劉海峰對此政策也表示支持。他指出，農村學生的起跑線與城市學生不一樣，并且專項招生計劃比例“也不是太大”，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扭轉”或者“延緩”重點大學農村生源下降的趨勢。在此點上，高考制度具有積極意義，“只要高考繼續存在，無聲的革命就會繼續”。

　　根據教育部網站數據，2012年至2014年，中國重點高校招收的農村貧困地區學生人數從增加1萬人上升到增加6.9萬人。211、985高校的新生中，2014年每萬名學生中農村學生人數比2013年分別增加200人、220人。

　　以清華大學為例，2011年其開始試行向貧困地區學生進行自主選拔，當年共有8名國家級貧困縣學生獲得加分，考入清華大學。2012年，通過該計劃進入清華的貧困地區考生一共30人。2013年，這一人數達76人。

　　但田方萌認為，貧困生專項招生計劃最直接的效力體現的是“比例上的效果”“看上去是公平的”，實際上卻使另一部分考生的利益受到損害。

　　他在公開撰文中解釋，優質高等教育資源極其有限，專項招生計劃的名額意味著另一部分人需要“讓渡”自己的權利，“一些本可以考上清華北大的學生就被擠出去了”，“結果對大多數考生造成了新的歧視”。

　　此外，在田方萌看來，家庭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制度，“應該承認父母的文化資本所帶來的分數差異”。若是因為一個人出身背景，就降低對他的錄取標準，這實際上是在“懲罰那些更懂得教育的家庭”。

　　田方萌還指出，照顧“寒門子弟”的招生政策削弱了高等教育“選拔優秀人才”的重要功能，將代價轉移給了全社會。

　　他以美國為例，指出這種扶助政策會直接導致名校學生生源質量的下降。1988年加州伯克利大學非洲裔本科生的學習水平測驗考試平均成績僅有952分，高于全國平均水平(900分)，但遠低于該校的白人學生(1232分)和亞裔學生(1254分)。

　　上世紀八十年代，約有四分之一的黑人學生未能從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畢業，同一時期，雖然有更多黑人學生進入伯克利大學，可其中七成都沒有畢業。

　　田方萌稱，這導致教育資源被浪費，甚至“降低了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率”。此類專項招生計劃使得農村考生進入超過實際報考能力的大學，他們可能跟不上學習進度，結果自暴自棄，“(政策初衷)以為幫了他們，其實害了他們”。

　　但根據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陸一及其團隊對貧困專項計劃學生進入頂尖大學后學業情況的調查，貧困定向學生確實會遇到多方面的學習困難，數據顯示該群體和其他學生呈現明顯差異，“但差異不至于達到無法畢業”，“大學不能只是把他們特殊地招進來，還需要提供特殊的學習和發展幫助”。

　　此外，實證數據得出結論，通過這類傾斜政策入校的學生若學習工科、應用型、與職業比較相關的專業會適應得更好，但若學習文史哲、外語等人文類學科，則和其他學生差距難以縮小，甚至會擴大。

　　“目前基礎教育水平的差異，實際上地區差異大于城鄉差異。”陸一還表示。

　　李強則認為，關于高考的教育政策有“教育公平”和“強調人才創新”兩個取向：既希望讓農村孩子應該有和城市孩子一樣的機會去上好大學;又強調“絕不能把學生完全變成考試機器”。

　　但這兩個取向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在現實中會產生沖突，“城市孩子從小學甚至幼兒園開始就會接觸各種課外知識、特長輔導、競賽比賽，綜合素質上農村孩子怎么可能拼得過?更何況現在所說的綜合素質更多是指知識的廣博程度”。

　　李強指出，這使關于高考的教育政策陷入尷尬境地，“在當前的現實環境下，農村孩子唯一能拼的只有高考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