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實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目標任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3月27日召開會議所明確的。

　　華爾街見聞研究院院長兼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撰文表示，“確保實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理論上意味著GDP翻一番目標仍然堅持，2020年經濟增長目標可能放在5.5%左右。在一季度GDP大概率負增長的情況下，需要非常強力的需求刺激政策。

　　“今年一季度，中國經濟負增長是定局。”此前，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許小年就在中歐校友會分享會上演講時也表示，“現在市場上關于新冠病毒疫情會引起衰退已經取得共識，衰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衰退時間會比較長。新冠疫情下，實體經濟企業破產不可避免、家庭消費下降不可避免。”

　　許小年認為，短期來看，流動性風險緩解，1929式的危機概率不大。風險在于疫情反復長期沖擊，影響實體。只要美國金融不出事情，就不會有大的影響。

　　在他看來，經濟好轉要看年底了。全球大家一起跟著走，防疫不那么緊張，經濟形式還是一樣嚴峻的。國際疫情一天不結束，我們就沒訂單，工人沒有工資就沒有消費。后半段我們跑不了，要陪著全球走完防疫的全程。世界經濟恢復正常，中國才能正常。

　　“二季度外需肯定是不行了，甚至悲觀預期下三季度外需也不行。要實現5.5%的經濟增速，‘只能依靠顯著的需求端逆周期調節，特別是財政政策需要顯著發力’。”鄧海清撰文分析認為，“隨著海外疫情的急劇變化，以及國內疫情的趨于穩定，在復工復產的基礎上之上，‘額外的需求刺激已經迫在眉睫’。”

　　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抓緊研究提出積極應對的一攬子宏觀政策措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靈活適度，適當提高財政赤字率，發行特別國債，增加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規模，引導貸款市場利率下行，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要落實好各項減稅降費政策，加快地方政府專項債發行和使用，加緊做好重點項目前期準備和建設工作。要加快釋放國內市場需求，擴大居民消費，合理增加公共消費。

　　在鄧海清看來，直接刺激經濟需求，只能通過寬財政的方式。此次政治局會議徹底改變了財政政策的基調，積極財政政策將真正積極，這也意味著逆周期調節進入新的階段。

　　選對復興國內經濟的著力點

　　“復興國內經濟的著力點必須選對了”，中國企業資本聯盟副理事長柏文喜表示，“消費，消費，還是消費”。啟動消費，救經濟，保就業。若是再以基建拉動經濟復蘇，就是權力傲慢下的無知。實踐反復證明，市場自會識別需求，沒有需求基礎的都是“偽基建”。

　　在柏文喜看來，復興國內經濟背后主要是“支持經濟恢復和保就業的政策力度夠不夠的問題”和“支持經濟恢復和保就業的著力點選擇問題”。

　　就前者而言，此次疫情波及面之廣和可能延續時期之長是前所未有的。此次疫情造成的世界經濟運行受限，對于早已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并以改革開放獲取自身快速發展這一全球化紅利，也因此導致對世界經濟運行依賴程度遠遠高于美國的中國而言，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十分巨大的。

　　作為產業鏈和供應鏈都深度參與和融入全球化的大型經濟體，當外部需求因為抗疫而成為世界各國決策排序中的次要考慮因素時，且當戰役期限拉長可能導致產業鏈和供應鏈重構這一不利后果時，中國支持經濟恢復和保就業的政策力度需要多大才合適，目前出臺的政策力度夠不夠，政策層面要不要留有足夠的后手，這都是一個需要充分估量的問題。

　　就后者而言，中國現在面臨的是外需因抗疫而下降、暫停、消失，乃至產業鏈和供應鏈重構引發的外需轉移問題，這對于作為制造業世界第一大國的中國而言無疑是十分嚴重的。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深刻受惠于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貿易繁榮的拉動，而疫情引發的外需減少和未來可能發生的需求轉移，除了帶來原有經濟運行體系紊亂之外，還可能由此引發金融體系和就業穩定的問題。

　　因此，保內需，刺激與擴大內需才是避免外需減少與轉移可能引發的產業與經濟、金融、就業震蕩風險的必然選擇。

　　柏文喜表示，恢復國內經濟應以刺激消費為著力點，而不是新基建。這與許小年“新基建是畫餅充饑”一致。

　　關于新基建，許小年曾在演講中接連發問，目前財政要減稅，已經很緊張，銀行貸款有債務風險，30萬億50萬億的錢從何而來?有錢為什么不直接給企業和老百姓，而去搞短期不見效益的項目，邏輯有問題。

　　所謂新基建，不著邊的事情。八仙過海，前四仙“人工智能、云計算、工業互聯網、北斗導航”，這需要多少投資、廠房、設備?全投資在智力上的，拉動不了需求和就業。幾百萬大學畢業生有幾個能干這些活的?這些創造不了就業。除了北斗導航，其他不是政府干的事情。后四個，“5G、特高壓、充電樁、高鐵”都是老基建了。

　　“要腳踏實地一點，不要談不著邊的事情”許小年如是認為。

　　“只能依靠內需”

　　在外需不振且短期受限難以恢復，甚至可能發生轉移的情況下，恢復和重振國內經濟只能依靠內需，柏文喜進一步分析表示。

　　內需包括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其中，前者在起始階段更多的是對于資本品的需求，卻會增加未來產能和供給。在目前總體需求不足、外需下降或轉移的情況下，如果再進一步擴大產能與供給顯然是不妥當的。其后果是，進一步扭曲未來的供需關系并帶來大量的不良資產和金融體系的壞賬。

　　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只有消費需求才是最終需求。作為最終需求的消費需求的擴大，自然會通過市場機制來帶動和引發具有市場空間的投資需求。

　　如果只是因為便于政府操作而更強烈地傾向于擴大投資需求來刺激經濟恢復，那么在外部需求大大下降或者消失的情況下，大規模的、超前的投資行為自然會很快形成超越市場需求的產能釋放以及大規模的無收益或低收益基礎設施的投用，必然導致短期內的投資收益難以覆蓋成本而形成規模化的無效或低效資產，因而推高全社會的系統性經濟風險。

　　此次疫情引發的經濟危機，不同于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危機。那一次金融危機導致外需下降，但因為國際貿易關系和供應鏈并未受到影響，因此只要外需恢復或者得到提振，中國的產能自然就能得到市場承接。

　　但是，此次危機是國際貿易關系和供應鏈被疫情所波及，甚至在疫情可能長期化之下全球產業鏈和產業結構也可能會被迫重塑和重構，是短期刺激以及提振市場信心很難在短期內恢復的。

　　因此，在外需很難短期恢復而大規模的投資又會造成產能過剩的情況下，提振國內經濟的恰當選擇不是擴大投資和新基建，而是應該將著力點放在提振終端需求，也即擴大消費需求上，這是保就業的必然選擇。

　　就國內就業結構而言，第三產業以服務業、大消費為核心，是勞動密集性和中小企業集中的領域，是就業容量最大和對新增就業貢獻最大的領域。而資本品和基礎設施屬于資本和資金密集型領域，因此擴大投資與基建對于就業的拉動作用要大大小于擴大消費對就業的帶動作用。

　　再者，從投資啟動到居民收入，再到終端消費的傳導鏈條過長。在疫情延續至今且有長期化的可能之下，顯然對于恢復經濟活力是時不我待的。

　　此外，保就業在先后次序和重要程度上更應該優于保經濟。因為保就業一方面是維護社會穩定，另一方面也是為疫情帶來經濟運行方式和經濟結構必要調整創造必須的時間窗口和彈性空間，是實現經濟恢復和未來長期發展的必要之舉。

　　“在全球抗疫過程中，企業唯一要做的就是要收縮，救企業。企業還在就有希望，一旦倒閉了就會很困難。企業沒有十幾年功夫是站不住的，財政政策在這點上要學習別人救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占城鎮就業80%，保住他們就是保住社會穩定。”許小年在公開演講中關于企業、就業與社會穩定也曾如是說道。

　　就擴大消費的資金籌措和來源問題，柏文喜建議，“可以將未開工而又不是十分迫切、或者可以暫停建設的續建類政府投資項目中止開工與續建，將計劃中的投資規模轉向居民消費領域;如此嚴重的危機之下，將政府和央企、國企的‘三公’消費全部暫停，將其原有預算計劃全部轉向啟動和刺激居民消費領域;將計劃發行的特別國債全部投入居民消費領域;將擴大財政赤字的預算空間全部投入居民消費領域。”

　　據其預估，通過上述舉措，可籌集到的資金規模應該不低于15萬億。按照14億國民計算的話，人均可獲得人民幣現金超過1萬元。

　　就各種途徑所籌集的預算資金向消費領域的投入方式方法及在國民間的分配，柏文喜建議，要在分配的公平性與對終端消費最大的拉動和刺激效果上做好平衡。

　　鑒于消費意愿、儲蓄偏好與個人可支配財富量有著直接的關聯關系，且此次刺激消費也帶有保民生的公平性質，因此可以向低收入階層適當傾斜。

　　另外在發放和分配方式上，也可在直接發放現金的同時配發一定比例的消費抵用券，且在不同收入階層之間將現金與消費抵用券的比例進行適當的調整。

　　再者，此次刺激終端消費的資源投入可將社保體系、醫保體系的完善和充實作為優先考慮范疇，以解除國民消費活動的后顧之憂，提升國民消費意愿。

　　柏文喜坦言，如果能夠解決好分配的相對公平問題和整體提升消費意愿，并配發一倍有期限的消費抵用券的話，新增消費規模將在30萬億以上。加上消費乘數作用和產業傳導效應，對于國內經濟的盡快恢復和長期健康發展的效果，將會遠遠優于和大于以新基建為核心的擴大投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