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們關注產品質量、工程質量、服務質量、質量經濟。
　　總有一些事情，讓我們振奮不已，也總有一些事情，讓我們感慨萬千；總有一些事情，讓我們群起共鳴，也總有一些事情，讓我們黯然無語，更有一些事情，讓我們感到無比困惑。它們就像一面面鏡子，不僅映照著中國制造的百態；也透視出中國社會和民生的現實。
　　這些事件像一個個節點，共同構成了中國質量經濟的發展史，同時，也不斷促動著我們的社會在警醒中向前。
　　我們按時間順序，節選2010年的部分“節點”，歸納過往事實，更試圖提出問題，因為，“有時候提出問題，甚至比給出答案更重要”。
　　——編者

　　中國質量萬里行

　　文/本刊記者 宿希強

　　１問　為什么昆明新機場垮塌是“責任事故”？

　　這是繼2007年湖南“鳳凰塌橋”之后的又一起重大工程責任事故。二者驚人地相似，同樣是政府“重點工程”，同樣是疏于建筑質量。
　　時間是2010年1月3日，新年的第三天。因“支架局部坍塌”造成的這起新機場航站區停車樓及高架橋工程配套引橋垮塌事故，造成7人死亡、8人重傷、26人輕傷，直接經濟損失616．75萬元。
　　“事故直接原因是支架架體構造有缺陷，支架安裝違反規范，支架的鋼管扣件有質量問題，采用從箱梁高處向低處澆筑砼的方式違反規范規定，導致架體右上角翼板支架局部失穩，牽連架體整體坍塌。”在調查后的官方說法中，總投資達到234億元、主體工程投資達188億元的這起事故，是由于有關單位安全管理不到位、技術及管理人員配備不到位、安全責任落實不到位，未認真履行支架驗收程序，未對進入現場的腳手架及扣件進行檢查與驗收，發現支架搭設不規范等事故隱患后，未及時采取措施進行整改，最終導致發生的一起“責任事故”。
　　“責任”，沉甸甸的兩個字。
　　不得不提的是，近年來大大小小的諸多工程質量問題，建筑質量問題——整個建筑領域，已經到了令公眾難以容忍的程度。并且，這種情況始終沒有明顯好轉的跡象。無奈之下，公眾只有調侃。“樓脆脆”、“樓歪歪”、“樓垮垮”等就是明證。其中，“樓垮垮”事件至今仍是“羅生門”，國家級鑒定中心與省級鑒定中心兩份質量鑒定報告“互相打架”，當事各方無一人受到處理。誰又來對此負責？
　　中國建筑界的生態環境堪憂。而昆明新機場垮塌事故再次暴露了建筑領域的深層次問題。
　　據《中國經營報》報道，建筑工程的轉包和非法分包已成為中國建筑業的普遍現象。一個工程經過層層轉包或者層層分包，工程利潤層層盤剝，到最后接手是各種大小包工頭。為了維持利潤，就極容易出現“偷工減料、以次充好”等情況，嚴重影響到工程的建設質量，出現工程質量隱患或者安全隱患，也極容易導致職務腐敗行為發生。這是建筑行業的毒瘤。它所引發的市場混亂從來沒有停止過。“即使是專門的勞務分包公司也不是很正規，這就是市場的現狀。”
　　可怕之處在于，據報道，這是大的市場環境的問題，現在并沒有更好的解決辦法。“一個企業只能通過強化內部管理來試圖解決，但市場鏈條很長，一個公司的管理能有多大效果也不能完全確定。”
　　建筑質量差的這個“死結”，何時才能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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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問　為什么“毒豇豆”中使用已被禁用的農藥？

　　10年前，“選擇買有蟲眼兒的蔬菜還是沒蟲眼兒的蔬菜”還是科普作家們的經典問題。現在，這當然已經不是問題了，10年間，白菜、大蒜等農產品農藥超標的鮮活案例教會了中國消費者太多太多。
　　而海南“毒豇豆事件”，再次拷問了中國農產品產業鏈的生態系統。
　　2010年1月28日，湖北武漢銷售的海南豇豆被檢測出含有禁用農藥水胺硫磷。2月4日和5日，當地農檢中心又檢測出同樣結果。經追查，這些含有禁用農藥的豇豆來自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縣英州鎮和三亞市崖城鎮。2月6日，武漢市農業局宣布3個月內禁止海南生產的豇豆進入當地市場。
　　武漢禁售“海南毒豇豆”的新聞經媒體廣泛報道，在全國迅速引發連鎖反應。合肥、重慶、上海等地紛紛對海南豇豆實行下柜。一時間消費者談“豆”色變。一些經過檢測合格的豇豆也無人問津，海南豇豆頓時大幅度降價，大量滯銷，甚至只要是“海南產”蔬菜，就被市場敬而遠之。一直以來行銷大江南北的海南返季節蔬菜，遭受了極其嚴峻的公信危機。菜農們損失慘重。
　　事故的原因和很多產品一樣，還是出在“源頭”上——農民使用禁用的高濃度農藥殘留超標所致。可惜的是，源頭的“源頭”——禁用的高毒農藥，產自哪里、如何進入市場并進入田間地頭？被政府和媒體有意無意地忽視了，直到今天也是一大懸疑。
　　就事故本身而言，事后海南省的總結很到位：一是農產品質量監測體制機制存在薄弱環節；二是農資市場亟待加強監管；三是農民科學用藥知識缺乏，許多農民不知道使用高效低毒的農藥替代國家禁止的劇毒農藥；四是海南冬季瓜菜生產沒有完全實現標準化；五是農產品追溯系統沒有建立起來。
　　這些話不能稱之為官話，但也不見得多么有用。其實，這些都是老問題了，也并非海南獨有。真正的問題是，這些問題為什么在中國多年來一直解決不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海南農業部門的“牢騷”或許能讓我們“管中窺豹”。3月1日，據《華商報》報道，對于武漢市農業局曝光“問題豇豆”的做法，海南三亞市農業部門表示“特別地不理解”——因為外省很多運進海南的蔬菜也會被查出問題，但按照通常做法只限于內部通告，這已經是業內的“潛規則”。
　　這些牢騷也揭開了另一個不為公眾所知的“潛規則”，即對查出問題的農產品以內部通報代替公開預警。這樣的“暗箱”操作模式，自然既不可能對已流向市場的農產品及時追堵嚴查，也難以避免一些單位不思問題根本，反倒忙于公關而疏于具體的監督防范。我們不妨這樣理解，或許，這是偶發性的中國農產品安全防火墻失守的原因之一。問題是，長長的產業鏈上，還有多少我們不知道的“潛規則”？
　　反觀國際，對于關乎健康的產品一直以“嚴苛”著稱的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有太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長期以來，中國讓世界覺得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解決了13億人的吃飯問題。不過，從“吃飽”到“吃好”，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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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問　為什么豐田召回事件中“同車不同命”？

　　豐田質量神話不再。
　　2010年2月、3月，伴隨著總裁豐田章男分別在美國和中國的道歉，豐田全球召回風波達到高潮。其中最近兩次較大的召回是，10月21日，因剎車總泵油封存在缺陷，可能會影響行駛安全，豐田宣布在全球范圍內召回153萬輛問題汽車；11月4日，又因震動會使動力轉向感應器失靈，令汽車轉向困難，存在安全隱患，豐田宣布，在日本和歐洲召回大約13.58萬輛Compact iQ與Passo兩款小型汽車。
　　加上此前因腳踏板失靈、剎車失靈等原因召回的車輛，豐田全球召回汽車的總量已近1000萬輛，涵蓋了大部分車型，包括高端的雷克薩斯等車型。
　　豐田自己也承認了質量有問題。危急中，豐田章男提出“質量比數量更重要”，豐田宣布放棄奪取全球15％市場份額的目標，從而退出全球銷量第一的爭奪戰。
　　這也使得豐田汽車的品牌形象遭受重創，近日美國《福布斯》雜志評出的2010年企業最重大失誤排行榜上，豐田汽車召回事件高居第二位，僅次于英國石油公司。
　　豐田召回事件深刻影響了全球汽車工業的格局，也引發了包括中國汽車業在內的全球汽車工業的自省。
　　與此同時，在對全球汽車召回后處理上，豐田對歐美和中國的消費者進行了差別對待，“厚此薄彼”的做法引起了中國消費者的不滿。因豐田汽車涉嫌隱瞞油門踏板問題，美國交通部對豐田汽車開出約1640萬美元的巨額罰單，這刷新了2004年以來的最大民事處罰金額紀錄。而在中國，豐田汽車及其他汽車企業從未受到過如此嚴厲的處罰。據《上海證券報》報道，即便在中國，豐田汽車又故伎重演，搞了個中國版的差別待遇。4月7日，一汽豐田按照承諾補償了浙江RAV4車主，但并不承認全國其他地方的車主可享受同等待遇。輿論質疑，面對“同車不同命”，中國消費者該何去何從？主管部門將如何保障全國消費者平等、合法地享受應得的利益？
　　《新京報》的一篇文章指出，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對消費者的重視還是不夠，從數量上看，在美國還是全球最大新車市場的2008年，美國實施召回778次，涉及車輛2220萬輛次，超過當年美國市場一年新車的銷售總量。而2009年中國成了全球最大汽車市場，汽車年產銷超過1300多萬輛，召回的整車卻只有130萬輛。從召回結構上看，美國2008年實施的召回中，主動召回占60%，33%是缺陷調查辦公室“指令召回”；而在中國市場，以統計資料較為齊全的2008年為例，這一年我國汽車召回事件47起，沒有一起“指令召回”，基本上都是備案召回。
　　在指令召回缺失的背后，是中國對缺陷汽車的召回缺乏立法護航。目前，《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是我國汽車召回的主要法規依據。2004年10月1日，國家四部委聯合發布的《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正式實施，開始了中國汽車召回的破冰之旅。但此后的5年間，雖然我國的產品召回數量不斷增加，卻始終沒有出臺一部完整的法規。這也導致國內的汽車企業召回意識仍處于被動階段，召回效果也遠不及其他國家。
　　早在2007年，中國國家質檢總局已經完成了將《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升級為《缺陷產品召回管理條例(草案)》的初稿起草工作，并開始征求企業和相關政府部門的意見。當時預計《條例》最快2008年便可出臺。
　　2008年，三鹿事件曝光后，《條例》被列入國務院立法計劃。當年9月，國家質檢總局召開《條例》立法聽證會。2009年4月8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布了《條例(送審稿)》全文，宣布在5月26日之前公開征求社會意見，有消息稱將于2009年內頒布實施。但此后，《條例》的出臺再無進展。
　　相比之下，歐美國家的汽車召回立法已然相當成熟。豐田宣布召回后，美國隨即啟動了國家公路交通安全局的調查和國會的3場聽證會。美國參議院商務委員會主席洛克菲勒其后更是表示，除了現有的美國聯邦法律中對缺陷車輛召回的規定，其還將起草一份“全面”立法，以解決工業中不斷出現的安全問題。
　　呼之欲出的《缺陷產品召回管理條例》何時能夠浮出水面？中國的召回制度何時能夠完成與國際的接軌？
　　這兩大問題的解決，應該是豐田召回事件給我們帶來的最大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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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問　為什么“紫砂”沒有明確的標準？

　　和“空氣能熱水器”、“無氟空調”類似，這是又一起行業概念混亂、標準不健全引發的企業集體打“擦邊球”事件。
　　2010年5月下旬，央視一期節目曝光“宣稱用純正紫砂燒制”、“有益身體健康”的美的等品牌紫砂煲，是以普通陶土為原料，用氧化鐵、氧化錳等化工制劑進行增色制造而成。實際上，多年前國家就對已近枯竭的宜興紫砂礦封禁。“紫砂門”由此踢爆。
　　當天，美的生活電器事業部正式向消費者和媒體表示道歉，承認產品是子公司生產，“天然紫砂內膽”屬不實宣傳。
紫砂門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信任危機迅速波及整個紫砂行業乃至陶瓷行業，紫砂類家電產品一度幾近銷聲匿跡。
　　在“紫砂之鄉”宜興，則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紫砂”聲譽捍衛戰，相關部門對紫砂產品質量和行業經營秩序進行了拉網式檢查。7月3日，宜興市更是斷然決定，止采多年的紫砂礦即日恢復開采，以確保宜興生產用的紫砂土全部來自于宜興原礦。
　　事件持續發酵的同時，爭論也是如火如荼，人們的關注點越來越集中地落在“什么是紫砂”和“紫砂煲到底有害無害”兩個問題上。
　　究竟什么是紫砂？紫砂煲等產品到底算不算紫砂？根據GB/T5000-85《日用陶瓷名詞術語》的定義，紫砂陶器是指用質地細膩、含鐵量較高的特種粘土制成的，顏色以赤褐為主，質地較堅硬的無釉制品。
　　但現實中，各方對這一定義的理解差之甚遠。據媒體報道，家用電器協會秘書長徐東生表示，“目前的紫砂類電器都應該屬于紫砂范疇。”而宜興陶瓷行業協會會長史俊棠卻認為，紫泥、紅泥和綠泥才是宜興紫砂的真正主料，其他的泥可以作為日用器皿的制陶原料，但決不能說成是紫砂，尤其是宜興紫砂。宜興紫砂是一個特定的名稱，拋開宜興談紫砂毫無意義可言。“就像酒和茅臺酒絕對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樣。”
　　而對于消費者關心的紫砂煲安全問題，據媒體報道，吊詭的是，紫砂門爆發后，許多紫砂煲生產企業主動要求相關部門進行檢測，但大都遭到了檢測部門的拒絕。
　　直到6月21日，半官方的中國陶瓷工業協會與中國家用電器協會才聯合發布了一份“嚴謹而又模糊”的聲明：紫砂是陶器的一種，是一種“更為安全更為衛生的無機材料”；紫砂泥內膽成型后，“是可以添加氧化鐵、氧化錳、氧化鋅等材料的”，合格的產品是無毒無害、安全衛生的；依據《精細陶瓷烹調器》國標抽檢，美的、九陽、蘇泊爾、依立生產的紫砂煲產品是安全無毒害的；紫砂礦并非江蘇宜興獨有，從陶瓷科學的角度，利用其他地方的紫砂礦，同樣也可以生產符合標準的紫砂產品，但宜興紫砂的文化底蘊不可替代；其他產區（宜興之外）的紫砂器產品雖然在化學成分上、燒結后的礦物組成上與宜興紫砂陶接近，如果產品胎體不呈赤褐色，僅利用化妝土裝飾而稱為“紫砂”是不恰當的。
　　但是這個聲明并沒有直接界定“紫砂煲陶瓷內膽”是否為紫砂陶器。界定“難”的背后，是紫砂相關工藝標準和規范的缺失。中國在1989年頒布了《紫砂陶器》標準，對產品的技術要求做出規范，2008年又做了修訂，新標準主要對鉛、鎘溶出量進行了修改，而且對注漿、機械成型及上釉紫砂陶器進行了排斥，技術標準也多處細化。但新標準對于工藝過程卻沒有過多規范，相關工藝過程的標準一直處于“真空”狀態。
　　聲明中，“適當添加氧化鐵、氧化錳、氧化鎳生產陶瓷產品，是一種穩定成熟的生產技術，合格的產品不會危害人體健康”給了企業和公眾極大的安慰，但也并沒有完全打消消費者的疑慮。正常情況、正常制作工藝條件下，合格的紫砂煲是安全無害的，可究竟放的是什么，放了多少量？依然沒有公開數據。
　　時至今日，紫砂門已然淡出人們的視線，公眾期盼官方權威說法的聲音也已悄然消弭。只是偶爾作為飯后談資的時候，人們也許會不經意間冒出一個問題：類似紫砂門的“門”還會重新上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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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問　為什么“后悔權”寫入“消法”引起爭議？

　　3年前，曾有機構在民間做過調查：中國哪部法律最重要？位列榜首的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2010年6月，消法迎來第一次“大修”。其中在修訂稿中，將后悔權寫入消法引來最大爭議。
　　“后悔權”作為知情權與選擇權的延伸，法律上稱為“消費者猶豫期或冷靜期制度”，是指消費者在合同成立并生效之后依據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解除或撤銷合同的權利。
　　新修訂的《消法》第九條新增：“對通過電話銷售、郵售、上門銷售等非固定場所的銷售方式購買的商品，消費者有權在收到商品后三十日內退回商品，并不承擔任何費用，但影響商品再次銷售的除外。”
　　爭議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后悔權會不會搞亂市場？后悔權的可操作性如何保障？
　　質疑的聲音一大堆，譬如缺乏監督機制，會不會有消費者故意鉆空子？圖書音像制品是否適用該條款？三十日內退貨時間是不是有些過長？等等。“影響商品再次銷售的除外”，這一要求更被普遍認為規定太寬泛，使得這一條款變得可執行性不強。
　　但后悔權在法條上的不完善，能成為阻擋后悔權寫入消法的障礙嗎？從西方趨于完善的制度構建來看，譬如瑞典，有專門的《遠距離合同法》，其中就有關于“后悔權”的明確規定，包括后悔的期限(14天)、后悔權的適用范圍等等。法律唯一要保障的就是公平，消費者和商家對產品相關信息上的不對稱，決定了消費者處于天然的弱勢地位，后悔權無疑是對買賣雙方權益的一種平衡。
　　換一個角度考慮，中國人普遍感覺生活質量不高，“活得累”。累，是因為生活成本太高，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消費信任度太低、消費糾紛太多、消費維權成本太高。試想，若每個人一年中遭遇兩起消費糾紛，能活得不累嗎？
　　后悔權的意義正在于此。把后悔權寫入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除了實現法律層面的程序正義之外，還極大地彰顯了保護民生消費權益的實質正義。參與消法修改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俊海就認為，在消費者擁有后悔權之后，整個社會的誠信建設、消費環境會有較大好轉。
　　現實中的例子應該更具說服力。據中顧網報道，京東商城副總裁徐雷曾認為，后悔權“將引發對國內電子商務行業的沉重打擊”。
　　他闡述的理由是，網上交易欺詐和糾紛一般多出現在CTOC領域，而不是一些電子商務網站所主推的BTOC業務。線上交易應該和線下交易享受同樣的待遇——如果線下交易不允許反悔，那么網上交易也不應該允許反悔，否則就失去了市場競爭的公平性。而實際上，京東網早已經對消費者開放了后悔權，“所有商品均可以無條件退換貨”，只不過期限比消法修訂稿中規定的30天要短些，為7天。
　　按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新消法最遲在2012年年底前出臺。
　　后悔權最終會不會寫入消法？新的消法在完成各項修改后能不能讓各方滿意？一切尚是未知數。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消法的修改只能是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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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問　為什么導游總是成為導購？

　　一段7分鐘的網絡視頻引爆了“導游阿珍罵人門”。
　　視頻的內容是，香港女導游惡言威嚇內地旅客，強迫購物。在短片中，女導游阿珍在旅游車上以普通話辱罵旅客在珠寶店只購物滿1.3萬元，使她丟臉。大致意思是，你們每人就1000多元的團費，連機票都不夠，何況還包括吃住玩。世界上哪有免費的午餐？當然，話說的比較難聽。
　　2010年7月，這段視頻在國內多個省市電視臺熱播，引起強烈反響。阿珍被香港同行斥為“業界之恥”，有輿論甚至稱她“魔鬼導游”。
　　伴隨著輿論的升溫，16日，香港特區旅游事務專員容偉雄表示，已責成旅游業議會嚴肅調查處理，規定香港旅行社不能以低于成本出團。同日，香港金凱國際旅行社致歉，承認導游阿珍為其聘用人員，許諾對其以后永不錄用。
　　17日香港旅游業界為此召開了“集思會”，100多名業界代表檢討“強迫購物”事件，研究挽回香港旅游業聲譽。同日，國家旅游局新聞發言人表示，對內地游客在香港旅游權益保障高度重視，已與香港旅游主管部門進行工作溝通，關注當地對此事的處理。甚至還發出了“游港服務警示”。
　　“導游阿珍罵人門”再次掀起了行業的蓋子。
　　這次的導游門事件發生并非個例，港澳游“零負團費游”已存在多年，早就是旅游業人盡皆知的秘密。不光是香港，內地的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超低價比比皆是。
　　中國旅游業多年來一直高速發展，因為準入門檻低，與之伴生的是，旅行社越來越多，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但這種競爭并沒有體現在業務的開拓和對消費者的優質服務上，而是最原始的、赤裸裸的價格競爭。從不斷降低自身利潤爭奪客源，直到不計成本的超低價、零團費甚至負團費。
　　天上當然不會掉餡餅，羊毛終究出在羊身上。與之對應的是，導游變味，淪為導購。而一旦消費者“不買導游的賬”，矛盾勢必激化。
　　對旅游業的監管缺乏有效手段，是導游門頻發的深層次原因。以港澳游的“零負團費”低價游為例，很多旅游部門明令禁止零負團費，更不允許強制消費，但實際上禁止歸禁止，卻難有實質性的處罰。原因是，根據1996版的《旅行社條例》，涉及價格問題，只能由物價主管部門給予處罰；但對于物價部門來說，旅游價格屬于服務業價格，由市場定價，而不是國家定價，只要雙方“愿買愿賣”，就無法查處。直到2009年5月1日，新的《旅行社條例》才規定，“旅行社向接受委托的旅行社支付的費用低于接待和服務成本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門責令改正，停業整頓1個月至3個月；情節嚴重的，吊銷旅行社業務經營許可證。”
　　但即便是新的《旅行社條例》實施之后，“零負團費”低價游也并沒有銷聲匿跡——就在香港導游阿珍罵人門事件發生后不長時間，內地版的珠海女導游罵游客“窮光蛋”又被炒得沸沸揚揚。
　　不過這也催生了中國首例查處“零負團費”團的案件。
　　據《現代快報》報道，珠海女導游供職的組團社南京市中國旅行社，2010年9月被南京市旅游質監所罰款3萬元，并被處罰停業整頓一個月。耐人尋味的是，這一查處“零負團費”團的中國首例案件，距離新《旅行社條例》的實施，已經過去了一年零四個月。
　　更深入的問題是，哪怕封殺了所有的零團費負團費，只要旅行社和導游的理念、服務跟不上，結果必然是陷入另外的惡性循環。
　　時至今日，中國旅游業仍未走出低價競爭的怪圈，亂象依然不時上演。誰會扮演旅游業亂象的終結者？
　　市場需要理性，消費者同樣需要理性。
　　讓旅游回歸旅游，這應該成為旅游業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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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問　為什么對“面粉增白劑”爭論不休？

　　在中國，面粉增白劑存廢之爭是個老話題，也是一個始終敏感、保鮮的話題。
 　　“是什么就是什么”，這是一個哲學意味頗濃的句子。不過，如果前面加上主語“面粉增白劑”，就不太適合了。
　　2010年9月中旬，主張禁用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全國政協委員馮平透露，衛生部辦公廳在“關于再次建議盡快出臺新的小麥粉國家標準”的答復中表示，全國食品添加劑標準委員會已審查同意注銷過氧化苯甲酰（面粉增白劑的化學名稱）。
　　這則寥寥數語的新聞再次觸動了國人的神經，旋即引發了新一輪面粉增白劑存與廢的利弊大論戰。
　　在過去的20年里，伴隨輪番上演的論戰，國內已形成了兩大對壘陣營：以國內面粉龍頭企業、中國糧食行業協會、國家糧食局為主的主張禁用派，以食品添加劑企業、中小型面粉加工企業為主的贊成使用派。雙方各有重量級專家助陣，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煞是熱鬧。
　　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面粉增白劑是否對人有害，面粉增白劑是否破壞面粉營養，及面粉增白劑存廢是否源于商業利益之爭。
　　和“是否對人有害”，“是否破壞面粉營養”相比，“是否源于商業利益”直接是禁用派與贊成派非科學層面的交鋒，頗具中國特色。
　　贊成派認為，面粉增白劑的使用大大地縮短了面粉的后熟期，能降低生產成本，加快資金的流動，增加了中小型面粉廠的競爭優勢，禁用派的目的是試圖利用國家標準干預正常的市場競爭。
　　而禁用派則不以為然：在現有技術條件下，能不添加的為什么要添加，能禁止的為什么不禁止？
　　有趣的是，在科學層面，這樣一場只能憑借科學依據服人的論戰中，也并不鮮見“如果看不到（面粉添加劑）禁用，死不瞑目”、“如果誰能證明增白劑是有毒有害的，我們自己就把企業關了”這樣賭咒發誓般的非理性語言。
　　耐人尋味之處在于，2007年，正是美國的一句“提出科學依據”拯救了瀕臨廢止的面粉增白劑。
　　中國是在1986年新頒的小麥粉標準里，開始允許添加過氧化苯甲酰。衛生部同步將過氧化苯甲酰列入了《食品添加劑使用衛生標準》，允許每公斤最高添加60毫克過氧化苯甲酰。
　　20年后的2006年，爭議聲中，國家糧食局在小麥粉國家標準草案中禁用增白劑的報批稿呈給國標委。當時衛生部雖然認為其與《食品添加劑使用衛生標準》的有關規定存在矛盾，但仍于當年末主持召開協調會，不久又發函征求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農業部、國家工商管理總局、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商務部五部委意見。結果，除商務部提出“請擴大征求意見范圍”外，另四個部門均以正式文件明確表態支持禁用。
　　據此，衛生部開始動真格的了。2007年8月，衛生部在其網站上耗時兩個月向社會征求意見，但不知為何最后并沒有公布禁與不禁兩種意見的結果。
　　很快在10月，衛生部就向WTO通報，計劃撤銷《食品添加劑使用衛生標準》中對過氧化苯甲酰在小麥粉中的使用許可。WTO成員國中，衛生部最終只收到了美國的反饋——“要求提出科學依據”。“禁用”就此擱置。需要說明的是，美國一直允許面粉中添加過氧化苯甲酰，而且不限量。
　　尷尬的是，“科學依據”四個字，正是中國面粉添加劑存廢論戰的“軟肋”。縱觀20年表面爭吵甚歡的論戰，無論禁用派和贊成派如何縱橫捭闔引經據典，不過主要是分別援引歐盟與美國等同樣立場國家的數據與判斷。中國要想不“顧左右而言”，還需要提供獨立的科學依據以支撐，不過這顯然并非易事。
　　就論戰本身而言，仔細對比還會發現，實際上禁用派與贊成派的“交火”也并不“對點”。禁用派的很大一部分火力用在了對面粉增白劑超標使用問題上，而贊成派則說，禁用增白劑食品更不安全，誰知道會添加什么來增白？
　　截至目前，面粉增白劑的存廢依然沒有定論。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論戰本身使得普通公眾進一步加深了對原本陌生的食品添加劑的了解。
　　“真理越辯越明”，那在真理辨明之前呢？發人深思的是，面粉增白劑的存廢之爭依然是“一刀切”政策，為什么公眾不能自主選擇？“讓公眾的選擇權回歸公眾”，何以如此之難？
　　與此相對應，日常生活中，我們要想買到一個不添加面粉增白劑的饅頭，還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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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問　為什么“曲美減肥膠囊”召回被質疑？

　　這本應是一次被叫好的藥品召回。
　　2010年10月30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布通知，由于使用減肥輔助治療藥物西布曲明可能增加嚴重心血管風險，減肥治療的風險大于效益，決定停止西布曲明制劑和原料藥在中國的生產、銷售和使用，已上市銷售的藥品由生產企業負責召回銷毀。此次被叫停的產品包括曲美、澳曲輕、可秀等多個品牌減肥藥。
　　意外的是，這個消息把著名減肥藥品牌曲美和藥監局同時推向了風口浪尖。
　　尷尬之處在于，就在國家藥監局發出叫停通知的前一晚，太極集團董事會發布公告稱，從即日起，主動停止減肥藥曲美在中國的銷售。
　　太極方面表示，是在獲悉美國藥品管理機構的決定后，才決定主動停止曲美在中國的銷售。且高調宣布曲美的生產質量完全符合國家標準，下架系公司主動召回，并非出于藥監部門要求。
　　而統計數據顯示，2004年1月1日至2010年1月15日，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中心共收到西布曲明相關不良反應報告298例，主要不良反應表現為心悸、便秘、口干、頭暈、失眠等。
　　公眾質疑，藥監局的停用通報何以反而比企業的動作還慢？
　　此前，早在2005年，歐盟就將含有西布曲明的“諾美婷”納入“警告類藥物”；2007年，日本厚生省提醒公眾慎用含有鹽酸西布曲明成分的減肥產品；2010年1月，歐盟人用醫藥產品委員會稱西布曲明可能增加服用者患心臟病及中風幾率，暫停所有含西布曲明成分的減肥藥在歐盟地區銷售使用，美國FDA、澳大利亞醫療產品局隨后要求生產廠商修改產品說明書，警示用藥風險；10月8日，美國FDA發文，責令“諾美婷”撤出美國市場，加拿大衛生部門隨后表示，雅培正在該國召回“諾美婷”……
　　可惜的是，這一系列大動作，國家藥品監管部門除了在相應節點上表示“高度關注”外，并未跟進限制性舉措。中國網的一篇文章對此評論，當世界各國都開始對西布曲明采取行動的時候，我們卻依然放任企業與民眾在“合法”的市場上完成減肥的交易，唯一合理的解釋，莫非國人對其毒副作用天然免疫？
　　與此同時，曲美的“主動召回”和藥監局的通報在時間選擇上如此“默契”，又讓人浮想聯翩。
　　學者蔡方華分析，曲美廠家趕在藥監部門公布政令之前搶先召回其產品，帶有一定的危機公關色彩，但也并未能為其加分。從西布曲明被證明存在風險，到歐盟宣布西布曲明減肥藥退市，再到我國宣布停用，中間有一個很大的時間差，相關廠家有充裕的空間完成對藥品生產和銷售的調整，從而最大程度減輕企業損失。但對于廣大用藥者而言，這個時間差卻是非常不公平的。“在信息不對稱的情形下，原本可以少用和不用曲美等減肥藥的人，在不知不覺間成了企業軟著陸的犧牲品。”
　　圍繞著西布曲明，有很多值得思考和追問的東西，還有很多事情需要善后。被要求召回的各種藥品召回情況進展如何？已經召回的藥品究竟受到了怎樣的“處理”？被召回的藥品會不會像有些下架藥品一樣“改頭換面”后又重新流回市場？企業對藥品的負面作用應該承擔何種責任，是否負有賠償的義務？這都需要信息的透明公開。
　　而減肥藥問題也不過是冰山一角，這些年來，處方藥被濫用添加在減肥、壯陽、美容等保健品上，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亂象。在今年“兩會”上，鐘南山院士就曾對此直言不諱。遺憾的是，這種現象至今未得到足夠的重視，也沒有得到根本上的治理與遏制。
　　但愿消費者不再成為藥品試驗的小白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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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問　為什么“廣州公交地鐵免費”被叫停？

　　這場風波，是包括設計者在內的很多人所始料不及的。
　　在舉世矚目的亞運會召開之前，為了掀起市民觀看和支持亞運會的熱情，主辦方廣州市政府送出了一個“大禮包”：十項亞運惠民政策。其中一項就是亞運期間公共交通免費，結果首日公交、地鐵就被“擠爆”。
　　這個結果讓國人大吃一驚，廣州也算是中國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了，怎么人們還會在乎幾元、十幾元的這點小錢？
　　爭議聲中不妨梳理一下整場風波的實際發展脈絡。今年年初，時任廣州市長張廣寧就表示“亞運工程擾民”，“要利用亞運舉辦之機，好好回饋一下廣州市民”。需要說明的是，由于籌辦重大活動“時間緊、任務重”，很難避免工程擾民，政府以派送“大禮包”的方式回饋市民，已漸成慣例。世博會期間，上海就派送了“世博大禮包”向所有上海常住居民每戶免費贈送一張世博會參觀券和一張價值200元的交通卡。
　　之后廣州市民期盼“亞運大禮包”的消息多見諸當地媒體。而據齊魯晚報報道，在《新快報》進行的民調中，市民渴望的“大禮包”，排在第一位的是“派現金”。但在9月27日，廣州市政府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選擇的是放假、贈票、公共交通免費等。廣州市交委冼偉雄說，目前無論國內國際，舉行大規模的運動會賽事，“敢于提出公共交通免費的城市，廣州是第一個！”
　　隨后暨南大學輿情研究中心發布的民調顯示，這個系列禮包中，“公交免費30個工作日”的知曉率和期待利用率最高，分別為70.3%和66.9%。
　　沒有充分尊重民意，也許這就是廣州公交地鐵免費風波最大的肇始因素。好事沒能辦好，有輿論就此發問：政府在進行每個決策前是否認真進行過論證，還是完全靠拍腦袋做決定？
　　11月6日下午，15位市民代表被廣州市客管處緊急請來，專題座談地鐵免費一事。當天晚上9時，廣州市政府宣布從11月8日停止免費公交政策，改為發放公交現金補貼——每個戶籍家庭（含在廣州居住半年以上流動人員）發放150元現金，集體戶口人員每人發放50元。之后市政府官員向公眾道歉。
　　廣州公交地鐵免費風波也讓我們再次看到，中國的民生質量常常被高估。紅網的一篇文章做了“將心比心”的經濟學分析，“在我們小城70周歲以上的老人發免費乘車卡，乘公交不花錢。我原來一個月也不見得上街一次，就是上街，我也盡量地騎電動車，反正也不遠，也不累。要是乘公交，絕大多數的線路，是上車就一塊錢，從起始站可以一直坐到終點站。就是再便宜，我也不會輕易把這一塊錢給它，能省一塊錢是一塊錢啊。現在，免費了，我還受這個累嗎？有事沒事，也乘公交走了！要是每個月給我補上哪怕是二十塊錢呢，我也會省下它來，買上二斤肉也是好的嘛！”
　　“十二五”規劃正在擬定，在中國全面轉型時期，中央把優化民生與經濟增長提到同等高度，提出進一步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實現“包容性增長”。而如何才能落實好各項政策，在執行層面不走樣、不變味，真正改變民生現狀，提高民生質量？這是廣州公交地鐵免費風波帶給我們的最有價值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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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問　為什么國家質檢總局要出臺乳業新政？

　　三聚氰胺“死灰復燃”、“圣元奶粉疑致女嬰性早熟事件”、“蒙牛—伊利—圣元策劃門”……2010年，后三鹿時代的中國乳業，也并未消停。
　　嘈雜的聲音中，2010年11月19日，國家質檢總局發布《企業生產嬰幼兒配方乳粉許可條件審查細則（2010版）》和《企業生產乳制品許可條件審查細則（2010版）》，和2006版相比，對生產嬰幼兒配方乳粉和乳制品的企業提出了更具體、更細致、更明確的要求。這在業界被解讀為，試圖結束中國乳業的亂局。
　　新版細則規定，嬰幼兒配方乳粉生產企業自檢項目多達60余項。尤其明確規定了三聚氰胺的檢測方式，必須自行購置設備、自行檢測，取消了此前可委托其他機構檢測的方式。而一臺檢測設備動輒幾百萬元、上千萬元，無疑大大提高了行業的門檻。據《中國產經新聞》報道，東方艾格乳業分析師陳蓮芳認為，“如果新版細則被徹底執行的話，將有超過50%的乳企被淘汰。”而眾多中小乳企的退出，無疑能起到凈化市場的作用。
　　目前，中國乳企已多達2000余家，但企業開工率僅為60%左右。中投顧問食品行業研究員周思然也認為，這種小散亂的格局正是制約乳制品行業快速健康發展的重要原因，提高行業的集中度非常必要。乳企集中化之后可以提高行業的總體實力，增強企業的競爭能力和抗風險能力；也可以規范行業環境，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形成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減少低水平的重復建設。
　　但業界也有不同意見。乳業資深專家王丁棉就表示，“新版細則中并未規定自備檢測儀器的型號和檔次，也沒有規定檢測的手段和方法。如果采用快速的檢測方法，只需1萬多元就可以買到相關設備。”他甚至認為，新版細則并非專門針對中小企業。“近期爆發的質量門中，幾乎每次都出現了大企業的身影。”
　　能夠形成共識的是，新版乳業細則能否改變中國乳業亂局，關鍵看執行情況。再好的政策，一旦執行不力都將無濟于事。而現狀是，乳業市場雖然在慢慢地走向法治化，但人治的因素還是太多。
　　當然，所有的判斷都只是判斷。市場自有其淘汰機制。國家質檢總局出臺的乳業新政到底能否引導中國乳業走上光明大道，尚需時間的檢驗。